了，短得不像被安排好的，更像有人不管不顾地在跟一场致命危机赛跑。

温兆祥眉头微微拧着，抿了口凉透的红茶，转身看向克莱恩。“将军，能和您单独谈谈吗？“

克莱恩从沙发上站起身来，握了握女孩的手，之后便带着温兆祥去了二楼书房。

书房的落地窗外，万湖湖畔的雪已经开始融化了，屋檐上的冰凌滴着水，落在窗台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几只水鸟在冰水交界处缓缓游动，留下一道道细细的波纹。

这是一个安静的冬日午后，安静得让人觉得战争是另一个世界的事。

温兆祥在书桌前站了很久，文件夹已经合上了，可他的指节还压在封面上，没有移开。

克莱恩靠在书桌边缘，没有催他。

该说的都已经说了。加密电报的内容，电话监听的记录，里斯本的人情债，那个葡萄牙情报处主任欠他一个人情，在某些地方提供了关键的帮助。洛林偶然截获的盟军最高指挥部电报，上面的内容足以让某些人睡不着觉。

每一件事都像拼图，拼在一起，就是一张完整的网。

但温兆祥没有立刻说话，他在这行当里待了太多年，见过太多看似完美的网，最后发现网中央蹲着一只蜘蛛，静静等着那些飞虫自投罗网。

他无从知晓克莱恩是不是那只蜘蛛，但他现在确定了他织的这张网，是为了保护一只误入森林的兔子。

他摘下老花镜，终于直起身望向克莱恩。

这个男人自始至终没有坐下，也没有回避他的目光。他的站姿全无等待被评判的紧张，而是全然的耐心，宛如一块在暴风雪里伫立整夜的花岗岩。

温兆祥不是第一次见他，巴黎那次晚餐时，克莱恩还只是上校，刚从东线调来休整驻防，坐在餐桌对面，谈波尔多的葡萄酒，谈瓦格纳的歌剧，谈巴黎歌剧院穹顶上那些褪了色的壁画。

两人像在边境线上相遇的巡逻兵，礼貌地点头，审慎地试探。

那时候他曾一度在想，这个德国军官往后能活多久？

斯大林格勒之后，欧洲战局已然逆转，前线每天都在吃人，而装甲兵指挥官的阵亡率高得出奇。

也许他会在下一次战役里死在泥泞里，也许他们会因为这场战争而失散，会和大部分在战争里相遇的人一样：被炮火冲散，被时间和国界线隔开，被不被帝国法律承认的婚姻永远困在阴影里。

一个年轻有野心的、在战场上崭露头角的军官，对同自己产生独特命运连结的女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依恋，许下了在炮火间隙听起来动人的承诺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承诺会被新的战役、新的任务、新的现实磨损，最终化作一段被酒精泡过的、不太好意思提起的往事。

可他没想到他会活下来，坐在他对面，用平静到近乎傲慢的语气告诉他：事情摆平了，我娶她了。

没有辩解，没有告白，没有长篇大论的爱情宣言。

温兆祥慢慢呼出一口气，那口气里，带着一种长途跋涉后的疲惫，还有某种说不清是释然还是更深的担忧的东西——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却砸出了一个更深的坑。

我还是想带她回日内瓦。

这句话就哽在喉间，不是因为不敢说，因为他忽然不确定这句话是否还适用。

他来柏林是为了救她，可他来晚了。她已经被救了，被一个本该可能是她敌人的人。

温兆祥的视线不由自主移到那人夹着烟的手上。

那是一只天生适合握枪的手，修长有力，指节分明，就是这双手，在昨天凌晨，他还在为买不到来柏林的车票而焦头烂额之时，亲自把枪口对准了保安局大队长的太阳穴。

为了她，他能杀一个保安局的大队长，也能杀别的任何人。

心中那个紧绷的结莫名松了些许。温兆祥张了张口，最终换了一个开场白。

“克莱恩少将；我是一个习惯于做最坏打算的人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没有移开。

“阿琬的父亲在中国，是备受人尊敬的人物，为国死而后已。我作为她的上线，也是她的长辈，于公于私，都必须对她的安全负责。”

他的声音沉下来。

“所以我有几个顾虑，还请您理解。”

战争总会结束，但没人能预料结束之前会发生什么。柏林是漩涡的中心，她在柏林多待一天，就多一天的风险。

在日内瓦，她有婶婶。她可以被安置在莱芒湖边的房子里，有瑞士的中立身份和外交豁免权做护身符，她将不再活在身份暴露的恐惧里，不用每天担心盖世太保会在深夜来敲门。

而眼下，一个党卫军少将，知晓她的间谍身份，没逮捕她，还替她扫清追兵，让她害怕的人就此消失，然后和她缔结婚约。

哪种人会做这种事？要么是个不计后果的情种，要么是个另有所图的野心家。

前者太罕见，后者太常见，他见过太多人用爱情做诱饵，也见过太多人被爱情蒙蔽